编者按：在科技革命深刻重塑社会结构与个体经验的今天，推想文学正从传统的文类版图中异军突起，凭借其包容性的姿态、跨媒介的活力与面向未来的思辨精神，成为世界文学场域中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从科幻、奇幻到或然历史，从技术乌托邦到生态太阳朋克，推想文学以“假如……将会怎样”的开放性逻辑，构建了一个个偏离经验现实的“可能世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历史、干预现实的认知棱镜，更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一场关乎文化认同、价值观念与共同命运的“想象力之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特邀七位深耕于此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推想文学作为一个文类、一种方法、一项全球文化实践的丰富内涵与未来可能，以期在思想碰撞中，为理解我们时代的技术、社会与未来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宋炳辉教授以华裔作家匡灵秀的《巴别塔》为例，精妙地剖析了小说如何将翻译的“语言魔法”作为推想逻辑，揭示了殖民主义权力运作中的知识共谋与暴力循环，展现了推想叙事重构历史、批判现实的强大力量。

　　语言魔法、翻译政治与可能世界

　　——从《巴别塔》的推想叙事与殖民批判说起

　　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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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炳辉

　　华裔美籍作家匡灵秀（R. F. Kuang）的长篇小说《巴别塔》最让人感到新奇别致的是，语言与翻译的魔法可以直接作为想象与叙事的核心逻辑，编织起肌理复杂、荡气回肠的故事，呈现一个出乎意料的可能世界。

　　故事从假设的1829年大瘟疫中的广州城切入，主角是广州男孩罗宾·斯威夫特（Robin Swift），大瘟疫吞噬了他所有亲人的生命，孤儿罗宾被神秘教授洛威尔（Lovell）救活并带至伦敦收养，在接受拉丁语、古希腊语和中文的严格训练后，成为牛津大学皇家翻译学院的一名新生，进入那座号称“巴别塔”的圆形大楼。那座外墙环绕着罗马立柱和彩绘落地玻璃窗的新古典主义八层建筑，通体白色，熠熠生辉。巴别塔是世界翻译中心，也是语言魔法中心。大楼里的人们精通多门语言，并通过翻译使魔法生效，罗宾和他的同学与老师们的核心工作就是“刻银术”（silver-working）的教学、实验与开发运用，即通过发现和控制语言和翻译魔法，赋能工业革命兴盛期英国的生产和生活，令其维系并拓展对殖民地的统治。随着小说叙事的展开，罗宾逐渐发现学院设置的真实目的和残酷内幕，于是参与了一场由学生发起的具有反殖民理想的世界主义革命，以对抗大英帝国的统治和压迫。匡灵秀将1830年代的牛津大学皇家翻译学院与号称“白银之城”的伦敦，与整个英国，与加勒比湾的海地，与远东的印度和中国遥遥相连。古老校园里的教学研究、思想交锋乃至地下抗争、暴力冲突，也与中英鸦片战争这一世界性事件，与整个英帝国殖民史遥相呼应。作者凭借翻译与语言魔法这一大胆想象和复杂推想，展开了富有感染力的关联性叙事。本文将从“语言魔法”“翻译政治”“可能世界”三个维度，分析《巴别塔》如何以翻译为推想逻辑重构殖民历史。

　　匡灵秀著，《巴别塔》

　　翻译作为推想逻辑：语言魔法的独创性与跨文化渊源

　　《巴别塔》最突出的独创性，在于将“翻译”这一看似中立的跨语言实践，转换为驱动英帝国扩张的魔法引擎。小说的叙事核心是“刻银术”的设定：在银条两面镌刻不同语言中对应的词句，由于翻译无法百分之百精确，两个词项的意义差异便被银条吸收并转化为魔力，语言与银条或银币成为集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推想枢纽。这一设定从翻译理论中有关“不可译性”与“意义损耗/增溢”的永恒困境中生长而来——如果翻译中丢失/增溢的东西能被物理性地保存和利用，将会发生什么？匡灵秀将语言学与翻译学难题转化为叙事动力，使翻译本身成为情节推进的根本逻辑。相比传统奇幻文学中的魔法往往来自咒语、血脉或元素力量，《巴别塔》的魔法直接源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裂隙”，这本身就是对翻译本质的深刻洞察。

　　这一构想的原创性还体现在其对东西方语言神性传统的创造性融合上。在中国传统中，文字从来不只是工具。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文字的出现惊动天地鬼神，被视为泄露天机的神秘事件。道教传统更进一步，符箓中的文字被认为可以直接召神劾鬼，文字或符号的形状、笔画顺序、书写材料皆具法力。从东汉的“太平清领书”到正一派的符咒传统，字符被看作沟通人神、役使鬼物的媒介。在西方，从古代炼金术到16—19世纪的神秘主义，同样存在对语言魔力的持久探索。赫尔墨斯主义相信语言能揭示自然的隐秘对应，词与物之间存在着被遗忘的神圣联结。16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提出，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一种可以作用于物质世界的“自然魔法”。19世纪的神秘学家如埃利法斯·莱维，则将希伯来字母与塔罗牌、炼金术符号相连接，试图重建一种“神圣语言”。而“巴别塔”寓言则从反面确认了语言的威力——上帝之所以变乱语言，正是因为统一语言将使人类无所不能。匡灵秀将上述资源熔于一炉：银条两面的文字如同道教符箓或炼金咒语，翻译中对应词义的差异则成为对巴别塔寓言中“变乱”能量的反向捕捉。这种跨文化的符号挪用和意义捕捉，使小说既能让熟悉西方神秘学传统的读者产生共鸣，也能让中国读者联想到自身的文字神性资源，从而建立丰厚的接受基础。

　　为何选择白银而非黄金？白银在16 —19世纪的全球贸易中扮演了“万能中介”角色——从西班牙对波托西银矿的掠夺，到马尼拉帆船将墨西哥白银运往中国，再到英国以鸦片扭转白银流向并引爆鸦片战争。白银既是经济价值的载体，又是现代工业运用广泛的重要金属原料，还因犹大以三十枚银币出卖耶稣而在基督教传统中成为“背叛酬金”的符号，与“翻译即背叛”的主题完美对应。除此之外，白银还具有黄金所不具备的物质技术属性：其优异的导电性、延展性和抗氧化性，使其在19世纪工业革命中成为电报、精密仪器、摄影等新兴技术不可或缺的材料。同样作为贵金属，黄金因为更稀有而具有更浓厚的财富象征性，而白银则深度嵌入机器的运转与信息的传输——这与小说中银条驱动帝国机器、强化武器效能的情节形成隐秘呼应。于是，白银的四重属性——经济性（全球贸易结算货币）、符号性（背叛与纯洁的文化密码）、技术性（工业革命的关键材料）与神魅性（捕获语言差异的魔力容器）——使其成为连接东西方语言神性传统、承载殖民批判叙事的关键元素。小说将伦敦描绘为“白银之城”，刻意偏离了英国1816年已确立金本位的史实，意在撕开帝国由金融信用与国债体系编织的“文明外衣”，将权力基础还原为最原始、最血腥的实体贵金属掠夺。黄金象征着已确立的、被金融体系合法化的霸权，而白银则更直接地关联着掠夺过程本身以及工业化的物质基础。

　　由此，小说使白银从贵金属跃升为魔法介质，实现了意义的四重叠加。正是这种多重性，使白银成为小说中英帝国权力的核心装置——既足够“世俗”以连接真实历史中的血腥资本积累，又足够“神秘”以承载奇幻叙事所需的想象空间。

　　翻译即背叛：语言政治与英帝国知识的共谋

　　“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traditore”）这句意大利谚语在小说中被推至极致。皇家翻译院的普莱费尔教授在课堂上宣告：“翻译意味着对原文施加暴力，意味着让原文扭曲变形，供外国人欣赏，而它原本并不是为外国人而创作的。”这番话语的讽刺性在于：巴别塔的学者不仅承认翻译的背叛本质，更将其制度化、技术化、商品化，使之成为帝国扩张的核心驱动力。翻译的“不忠”在此不再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缺陷，而成为可以被无限榨取的能量源泉。

　　彼得·勃鲁盖尔，《巴别塔》

　　小说标题直接指向《创世记》中巴别塔的故事：人类妄图建造通天之塔，上帝以变乱语言的方式惩罚其僭越。在神话原典中，语言的不可通约性是神圣的伦理限制——它阻止人类获得过于集中的权力。然而，匡灵秀笔下的帝国恰恰在逆天改命：它不接受语言差异内含的限制，而是通过“刻银术”重新掌控、整合并动员语言差异的能量，使之服务于帝国扩张。这构成对神圣裁决的背叛：帝国以人类的技术僭越了上帝设定的语言藩篱。这一背叛具有双重性：既背叛了被殖民者的母语文化，也背叛了神圣秩序本身。

　　更隐蔽的背叛发生在殖民知识生产的日常运作中。巴别塔学院从全球殖民地搜罗语言天才，为他们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和精英教育，却在深层逻辑中要求他们背叛自己的母语文化。罗宾·斯威夫特从广州被带至伦敦的过程，就是一场以帝国资源为预付金的“文化改宗”。洛威尔教授对他的每一笔投入，都仿佛犹大那三十枚银币中的一枚，在无声地累积着“忠诚”与“背叛”之间的张力。直到非裔研究员安东尼死后，罗宾才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他们所掌握的语言的容器”。这一觉醒时刻揭示了“刻银术”的知识生产机制的本质：它将活生生的人——那些承载着特定语言、历史与文化记忆的身体——转化为可被提取、计算、消耗的资源。学院中来自殖民地的学生被鼓励成为“完美的翻译者”，而完美的翻译者恰恰是一个被抽空了文化主体性的工具。

　　莱蒂·普莱斯的选择则展现了背叛在殖民体系内部的传染性。作为英国精英阶层的一员，她与罗宾等人结成了反抗的小团体，却在关键时刻因种族身份与阶级利益的召唤而出卖了同伴。她的背叛并非简单的个人道德瑕疵，而是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结构性事实：在由白银驱动的殖民体系内部，跨越种族界限的联合是何等脆弱。当体制面临真正威胁时，白人殖民者往往会优先选择维护既有的权力秩序，而非基于道义的情谊。莱蒂的形象使读者意识到，殖民主义不仅压迫被殖民者，也在其受益者中制造了特定的伦理盲区。

　　值得深思的是，《巴别塔》并未将这种背叛简单地道德化为一种“恶”。罗宾的成长弧线，就呈现了背叛的辩证结构：对帝国的忠诚意味着对自身文化根源的反叛，而对解放的追求则必然表现为对帝国的背叛。他最终选择摧毁巴别塔的行动，是一种“反叛的背叛”——以暴力中断银条生产，背叛了帝国为他预设的“精英共谋者”身份，反而忠实于自己被压抑的文化记忆。这种辩证结构使《巴别塔》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进入了更为复杂的伦理思辨领域。

　　白银资本与暴力循环：殖民主义的物质批判

　　如果将小说《巴别塔》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刻银术”就是对殖民—资本主义权力再生产的精密隐喻。格里芬向罗宾揭露真相的一段话，几乎是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文学翻版：“我们拥有这么多白银，是因为我们连哄带骗、威逼利诱、用尽手段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让现金流向国内。我们还用白银本身去促进那些贸易往来，用刻着巴别塔译文的银条让我们的舰船驶得更快速，让我们的士兵更善战，让我们的枪炮更致命。这就是利益的恶性循环，如果没有外部力量打破这个循环，英国迟早会占有全世界所有的财富。”这段话清晰地勾勒了暴力循环的四个环节：军事—政治暴力掠夺白银与语言资源→资源经“刻银术”转化为魔法暴力→魔法暴力强化帝国军事工业能力→更强大的能力开启新一轮掠夺。这一循环的自我强化，正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以冷峻的笔触写道，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而“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巴别塔》中的“刻银术”正是“暴力即经济力”的文学具象化，银条并非中立的能源装置，它本身就是凝固的暴力：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原初意义的文化暴力，每一次镌刻都是对殖民地资源的符号占有，每一次应用都可能在遥远的殖民地转化为真实的炮弹与锁链。小说的奇幻设定并未掩饰或模糊现实暴力的本质，反而使其更加触目惊心。

　　小说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尤为犀利。马克思指出，商品拜物教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虚幻关系所掩盖。在《巴别塔》的世界里，运作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双重拜物教”：首先，银条的光泽与效能掩盖了其背后的血腥掠夺——公众看到更快的船、更强的武器，却选择性无视这些“进步”所依赖的殖民剥削；其次，“刻银术”作为高度专业化的符文学技术，其复杂的规则体系将暴力关系包裹在科学外衣中，使帝国统治显得如自然规律般不可抗拒。巴别塔学院的学者并非暴力的直接执行者，但他们的日常工作——搜寻词对、镌刻银条、优化魔法效能——却构成暴力再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学术的中立性在此崩解，知识生产被深度嵌入帝国的暴力机器。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未将反抗描绘为道德纯洁的壮举。格里芬推崇以暴制暴，罗宾最终也未能规避对暴力手段的运用——在摧毁巴别塔的行动中，他同样造成了伤亡与破坏。这残酷地提示了一个困境：在由暴力循环所塑造的体系内部生长出来的反抗，其工具与想象很难脱离暴力本身。刻银术可用于治疗伤病，也可用于增强舰炮战力；可以为帝国所用，也可以为反抗者所用。技术本身不承诺解放，它只放大既有的社会权力关系。这一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和审慎态度使《巴别塔》区别于简单的反殖民寓言，呈现出更复杂的政治思辨色彩。

　　推想叙事：在历史缝隙中植入魔法

　　《巴别塔》的文类归属在科幻与奇幻间游移——它获得了星云奖（科幻）和轨迹奖（奇幻）的双重肯定，这恰恰揭示了推想叙事（speculative fiction）的核心特质：不囿于既有文类边界，而是通过构建一个或几个关键的“假定性前提”，推演出一整个与历史/现实形成差异乃至对立的可能世界。

　　小说最值得玩味的设定，是将“刻银术”嵌入一个高度忠实的历史框架。1830年代广州的“一口通商”贸易体制、英国的工业革命进程、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生产与销售、牛津大学的学院生活，乃至最终导向的鸦片战争，都有扎实的史实依据。作者所做的是在真实历史的缝隙中插入一个“如果”——如果翻译中的意义损耗能被银条捕获并转化为魔法力量，帝国扩张的动力机制会呈现何种面貌？这种叙事策略并非简单地改写历史进程，而是通过添加一个“超现实”的变量，使原本就存在的历史逻辑变得更加可见可感。历史上的英国殖民扩张，确实依赖白银的全球流动，确实需要将殖民地的人力与资源转化为帝国的物质力量，确实依靠翻译者（传教士、殖民官员、本土精英）作为文化中介。匡灵秀以“刻银术”这一奇幻装置，将这些分散的历史事实凝聚为一个可视化的意象系统：银条就是白银资本，翻译就是文化掠夺，巴别塔学院就是帝国知识生产的隐喻。

　　王宁曾指出，推想小说“着力描写的故事是指向未来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巴别塔》提示我们，推想叙事同样可以面向过去，通过重构历史的可能性空间，激活那些被胜利者叙事封存的另类经验。刻银术的魔力恰恰来自翻译中“丢失”的意义——那些在跨文化流动中被磨损、被压抑、被遗忘的语义残余，在银条中被幽灵般地召回。这一设定可被解读为对历史编纂学的隐喻：正史所无法容纳的边缘经验、失败者的记忆、被压制的可能性，并未真正消失，它们只是在等待某种“魔法”的召唤，等待着被重新激活。推想小说正是这样一种“魔法”，它赋予被遗忘的可能性以叙事生命。

　　达姆罗什在解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时做过一个极富推想色彩的实验：他设想，假如文言题记中“余”绕道拜访见到的那位兄长才是真正的“疯子”，那么，整个故事的意义会如何翻转？这一“骇人听闻”的推论并非学术游戏，而是揭示了每一种历史叙述都内含着未被选择的岔路。《巴别塔》为19世纪殖民史开辟了这样一条岔路：如果被殖民者的语言知识能够转化为对抗帝国的物质力量，历史会否有所不同？小说给出的答案并非廉价的乐观——罗宾的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巴别塔的摧毁并未终结帝国的扩张。但恰恰是这种“失败”，使小说获得了比胜利叙事更深刻的悲剧力量：它承认反抗的限度，承认在物质力量悬殊的对决中，象征性的破坏未必能改变权力结构，但它仍然是有意义的。这种对“失败”的正面书写，是推想叙事区别于乌托邦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能世界：从反事实想象到历史本体论

　　如果说“语言+银币”揭示了帝国权力的符号—经济根基，“暴力魔法”呈现了其物质—技术运作机制，那么，“可能世界”的视角则进一步追问：这种叙事建构对理解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提出了怎样的挑战？从可能世界理论的角度审视《巴别塔》，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小说真正关切的并非“如果历史拐错了弯会怎样”的智力游戏，而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赵汀阳在《天下的当代性》中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区分：理想世界在价值层级上高于现实，却因过于抽象而难以解释具体的政治可能性；现实主义固守现实的约束，却无力推演“背离现实路径的未来”。因此他主张选择“比理想世界‘低一级’，但‘先于’现实世界的可能世界”，可称之为“可能主义”。这一思想理路对理解《巴别塔》的叙事策略至关重要。匡灵秀并未构建乌托邦式的反殖民胜利图景（那是“理想世界”），也没有固守殖民史的经验细节（那是“现实主义”）。她所做的是在历史真实与奇幻假设的交界地带开辟一个“可能世界”。这个世界“低于”理想（它承认暴力的必要性，承认反抗的代价），却“先于”现实（它提示我们，历史本可以有不同的展开方式）。这一“可能主义”的立场，使小说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开辟了第三条道路，或者第三种可能世界。

　　“巴别塔”这一标题本身就指向一种关于可能性的神学叙事。在《创世记》中，语言的变乱是一种天谴式惩罚，将人类固着于离散状态。但小说《巴别塔》却从中提取了另类可能性：如果翻译的不可通约性不是障碍，而是力量的源泉呢？如果语言的差异不是上帝的诅咒，而是被压迫者抵抗帝国的最后据点呢？反抗者正是通过操纵翻译中的“差值”——那些无法被完全收编的意义残余——来破坏银条的生产。这就意味着，英帝国对语言差异的“掌握”永远不可能彻底完满，翻译的背叛本质上是一柄双刃剑：既为帝国生产能量，也构成帝国体系内部无法消除的裂隙。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论述。这一设定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帝国的力量来源同时也是其最脆弱的命门。

　　在这里，达姆罗什的推想阅读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共鸣：每一种叙述都内含着未被展开的可能性版图。《巴别塔》并非否定我们所知的19世纪殖民史，而是在那片历史的地质层中，勘探被压埋的未能实现的可能性化石。罗宾、拉米、维克图瓦等殖民地学生的反抗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在巴别塔中点燃的大火，在历史时空中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每一个现实的历史时刻，都曾是无数可能性的交汇点。推想小说的伦理价值或许正在于此：它并非提供一个逃避现实的幻想出口，而是通过构建可能世界，反照出现实世界的偶然性与可改变性。

　　在语言银币的光泽下，我们看到暴力的物质化；在暴力魔法的运作中，我们辨识出帝国自我复制的逻辑；而在可能世界的思想实验中，《巴别塔》邀请我们思考：那些被正史封存的另类可能性，是否仍在叩击当代世界的门扉？白银的光芒照亮过去的暴力，也映射未来的不确定——正是这种不确定，为反抗与变革保留了最后的空间。正如书中格里芬对罗宾所说的：“我们可能赢不了，但那不意味着我们不该试。”这或许正是小说《巴别塔》对“可能世界”最简洁的注脚：可能性不因为现实的阻碍而消失，它只等待一个被重新激活的契机。而文学，尤其是推想叙事，正是激活这些沉睡可能性的一个重要途径。

　　初审：孙冠豪

　　复审：屠毅力

　　终审：叶祝弟